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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发放虽有瑕疵但系制度设计缺陷被控违法发放贷款获无罪


时间:2022-09-23 16:40:15 作者:火狐体育在线登录 来源:火狐体育全站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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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邹德力,男,汉族,1962年11月23日生于辽宁省丹东市,大学文化,系中国工商银行丹东分行小企业贷款中心客户经理,住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因本案于2014年7月16日被取保候审,2015年7月15日被监视居住,2016年1月11日被取保候审,同年6月8日被再次取保候审。

  辽宁省凤城市人民法院审理辽宁省凤城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邹德力犯违法发放贷款罪一案,于2017年5月22日作出(2016)辽0682刑初107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公诉机关凤城市人民检察院以凤检公诉诉刑抗(2017)2号刑事抗诉书提起抗诉,被告人邹德力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于2018年2月1日作出(2017)辽06刑终196号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凤城市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2018)辽0682刑初68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凤城市人民检察院以凤检公诉诉刑抗[2018]5号刑事抗诉书提出抗诉,丹东市人民检察院以丹检公一支刑抗[2019]1号支持刑事抗诉意见书予以支持。被告人邹德力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辽宁省丹东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马原野、代理检察员初锋出庭履行职责,上诉人邹德力及其辩护人宫翠茹、曹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2年2月20日,凤城市恒大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某1以采购货物为由,编制虚假的恒大公司“资产负债表”,并伪造抵押物钢材为恒大公司所购买,数量500吨、价值364万元的产品购销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材料,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聚宝支行(以下简称“聚宝支行”)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东分行(以下简称“丹东工行”)申请贷款人民币200万元,借款期限六个月。2012年2月21日,王某1将该200万元借出后于同年8月8日还清。

  2012年5月21日,恒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某1采取同样的手段,编制虚假的恒大公司“资产负债表”,并伪造抵押物镀锌钢管为恒大公司所购买,数量1200吨、价值799万元的产品购销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材料,通过聚宝支行向丹东工行申请贷款人民币500万元,借款期限六个月。2012年5月29日,王某1将该500万元借出后于同年11月20日还清。

  2012年8月16日,恒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某1采取同样的手段,编制虚假的恒大公司“资产负债表”,并伪造抵押物镀锌钢管为恒大公司所购买,数量1200吨、价值851万元的产品购销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材料,通过聚宝支行向丹东工行申请贷款人民币500万元,借款期限六个月。2012年8月16日,王某1将该500万元借出后于2013年2月7日还清。

  2012年12月17日,恒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某1采取同样的手段,编制虚假的恒大公司“资产负债表”,并伪造抵押物镀锌钢管为恒大公司所购买,数量1445吨、价值765万元的产品购销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材料,通过聚宝支行向丹东工行申请贷款人民币500万元,借款期限六个月。2012年12月17日,王某1将该500万元借出后于2013年6月9日还清。

  2013年2月16日,恒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某1采取同样的手段,编制虚假的恒大公司“资产负债表”,并伪造抵押物镀锌钢管为恒大公司所购买,数量1520吨、价值766万元的产品购销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材料,通过聚宝支行向丹东工行申请贷款人民币480万元,借款期限六个月。2013年3月11日,王某1将该480万元借出后于同年9月3日还清。

  被告人邹德力作为恒大公司申请贷款的第一调查审核人,在该上述贷款的贷前审核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等相关规定,对恒大公司提供虚假的质押物产品购销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相关材料及抵押物数量未进行严格审查,致使该贷款能够被顺利审批并发放。该贷款发放后,恒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某1均采用贷新还旧的方式偿还前四笔贷款,最后一笔贷款(金额480万元)系王某1将其诈骗佟大艳的465.6万元赃款用于偿还该笔贷款。

  2014年7月16日,凤城市公安局侦查员到丹东工行将邹德力传唤至凤城市公安局接受讯问,邹德力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其为王某1发放贷款的事实。

  另查,丹东工行向恒大公司发放的上述五笔贷款在签订《商品融资合同》、《商品融资质押合同》后即委托中国外运丹东公司进行监管,三方同时签订《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甲方为丹东工行、乙方为恒大公司、丙方为中国外运丹东公司。主要内容如下:

  1、在监管期间,甲方为质权人,乙方为出质人,丙方为甲方的代理人,代理甲方监管质物。

  2、质物即为质押标的,是甲方和乙方所签融资合同、质押合同中约定的由乙方提供质押担保并交由丙方存储监管的货物。质物的品名、规格型号、生产厂家(产地)、数量、重量、存储地点等以丙方根据本协议第四条规定的质物清单的记载为准。

  3、质物的转移占有是指甲乙双方根据《商品融资合同》、《商品融资质押合同》的约定,向某出具《质物种类、价格、最低要求通知书(代通知书)》,丙方按照通知书列明的内容核查乙方交付的货物及现有库存。如经核对,乙方交予的货物或实际库存与《质物种类、价格、最低要求通知书(代通知书)》记载相符,丙方接收乙方交付货物,质物转移占有完成;否则丙方不得接收。

  4、转移占有完成后,丙方应向甲方签发《质物清单》,质物以《质物清单》为准。如《商品融资合同》、《商品融资质押合同》或《质物清单》中对质物的约定不明,或者约定的质物与实际移交的质物不一致的,以实际交付占有的质物为准。若三方无其他书面约定,丙方查核乙方交付货物依据表面审查、外观检查和单据审查的方法。

  5、质物价格按照甲方、乙方送达给丙方的《质物种类、价格、最低要求通知书(代通知书)》和《质物价格调整通知书》列明的价格确定。

  《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签订后,恒大公司与丹东工行即为监管人中国外运丹东公司出具《质物种类、价格、最低要求通知书(代出质通知书)》,该通知书上载明质押货物的名称、生产厂家、数量、重量及金额。同时载明:“现将出质事实及质物情况通知贵司,请贵司根据出质人、质权人与贵司签署的《质押监管协议》对质押货物进行监管,并严格履行贵司在监管协议中的义务。”监管人中国外运丹东公司接到该通知书后与出质人共同为丹东工行出具《质物清单(代质押确认回执)》,该《质物清单(代质押确认回执》载明:1、出质人将下表货物质押给贵行,并对质物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该质物已经交付给贵行指定的监管方占有、保管、监管。2、货物明细包括质押物的名称、数量及单价等。3、本公司业已收到贵行与出质人共同签发的《质物种类、价格、最低要求通知书(代通知书)》,并确认本公司同意为出质人存放于我公司拥有使用权的仓库/场地的货物进行保管,业已知晓我公司保管的出质人的货物(详见明细表)质押给贵行。质押物确已在本公司的占有、保管、监管之下。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占有、保管、监管责任。

  原审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对本案涉案证据进行了庭审质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被告人邹德力犯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纳。

  辽宁省凤城市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是:原审判决对原审被告人邹德力所处刑罚错误,适用缓刑不当。理由是:1、原审被告人邹德力先后5次违法发放贷款,累计数额2180万元,罪行严重;2、天津市规定了本罪“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为违法发放贷款500万元以上,虽然辽宁省尚未规定本罪“数额特别巨大”标准,但比照天津的标准,显见原审判决的随意性和错误所在;3、原审法院审理了与本案性质和事实完全一致的李某2违法发放贷款案,李某2违法发放贷款500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已服刑),罚金二万元,邹德力罪行比李某2严重,却获得了与李某2相同的刑罚,并适用了缓刑,属于异罪同罚,严重破坏了法律尊严,严重违背罪刑相适应和执法同一性的司法原则;4、邹德力拒不认罪,本案中也不存在任何法定和酌定从轻的情节,不具备适用缓刑的法定条件。

  辽宁省丹东市人民检察院的支持抗诉意见是:1、原审被告人邹德力否认其在贷款中未严格履行审查职责,不属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原审判决认定其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属于认定法定量刑情节错误;2、原审被告人邹德力无悔罪表现,原审判决对其适用缓刑,属于适用缓刑错误,导致量刑明显不当。

  上诉人邹德力的上诉理由是:1、上诉人的行为是严格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及银行内部流程规定作出的,贷款发放合法,手续齐全,贷款也不是直接发放到企业的账户上。其不存在未尽严格审查义务的情形,不具有犯罪故意与过失,也不具备刑事危害性,不构成犯罪。2、原审法院依据《商业银行法》的相关规定,认定上诉人没有尽到严格审查义务,从而认定上诉人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属于适用法律错误。3、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不构成自首,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原审认定王某1采用贷新还旧的方式偿还前四笔贷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5、原审判决不采信对上诉人有利的证据,违反客观、公正的审判原则。

  对抗诉书的辩解是:1、本案与李某2案无关;2、抗诉机关主张发放贷款的数额累计计算不当。

  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1、上诉人没有违反国家法律规定的情形;2、对质押物的审核和监管已委托给第三方监管公司;3、对质押物发票的审核不是发放此类商品融资贷款审核的必要条件;4、上诉人对恒大公司提供的财务资料及生产经营状况进行了必要考察;5、上诉人不是发放贷款的决定主体,原审认定其构成犯罪主体不当;6、上诉人主观上没有违法发放贷款的故意和过失;7、王某1诈骗佟大艳的事实与本案没有因果关系;8、仅因借款人存在骗取贷款的行为即认定银行工作人员存在违法发放贷款的行为是有罪推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2月16日,凤城市恒大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某1以采购货物为由,编制虚假的恒大公司“资产负债表”,并伪造抵押物镀锌钢管为恒大公司所购买,数量1520吨、价值766万元的产品购销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材料,通过聚宝支行向丹东工行申请贷款人民币480万元,借款期限六个月。

  上诉人邹德力系丹东工行员工,是恒大公司申请贷款的第一调查人。经邹德力调查后,2013年3月11日,恒大公司申请的贷款经丹东工行审批通过并予以发放,同年9月3日还清。

  其余关于丹东工行、恒大公司与中国外运丹东公司三方签订《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的内容及上诉人邹德力的到案经过等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针对抗诉机关提出上诉人邹德力涉嫌违法发放贷款的数额应以2180万元计算、对上诉人邹德力不应适用缓刑的抗诉意见,及上诉人邹德力及其辩护人提出上诉人不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证据,综合评判如下:

  经查,凤城市恒大公司共向丹东工行申请五笔贷款,总额累计2180万元。其中,前四笔贷款均系采用贷新还旧的方式偿还,该种还款方式未被法律及部门规章所禁止。第五笔金额为480万元的贷款,即案涉贷款,系恒大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1以骗取他人钱款的方式予以偿还,因有证据显示恒大公司此时已存在清偿不能的风险,此时上诉人邹德力作为案涉贷款的第一调查人,仅应对该笔480万元贷款负责。

  另外,因辽宁省尚未规定本罪“数额特别巨大”标准,抗诉机关参照天津市的标准,认为本案属于“数额特别巨大”的抗诉意见无法律依据。

  原审中,抗诉机关提交了证人王某1的证言等证据,用以证明上诉人邹德力在质押物审查、财务资料审查及借款企业实际经营状况三个环节未尽严格审查义务,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

  经查,抗诉机关提交的、并经原审庭审质证的证人王某1的5份证言中,其在2014年5月14日所作证言证实:相对贷款数额而言,其提供的质押物价值不足,邹德力对此事实是明知的。其在2016年1月20日所作证言证实:其提供的质押物真实、足额,银行及监管公司的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了核实。

  证人李某1和王某2是恒大公司工作人员,前者证实:2012年至2013年期间,没人给钢材照过相;后者证实:其记忆当中银行的人来过,但具体是哪个银行的、来了解什么不清楚。该二证人均无法证实工厂中堆放钢管的具体数量。

  证人管某是监管公司工作人员、证人郝某是丹东工行工作人员,二人均证实:质押物数量账、实相符,经过银行、借款人和监管公司三方确认,且与侦查卷中所载《质物种类、价格、最低要求通知书(代出质通知书)》、《质物清单》等证据一致。只是由于现场没有地磅等设施,无法对质押物的吨数进行核实。

  本案中,原审采信的同一证人的不同证词之间、不同证人的证言之间、各证人证言与各书面证据之间,对丹东工行与恒大公司签订商品融资合同时,质物的数量是否足值及上诉人邹德力是否对质物进行现场核实等基本事实的叙述不一致,细节上也不能相互印证。

  经查,抗诉机关提交的、并经原审庭审质证的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实:其伪造相关材料,骗取银行贷款。《贷款申请》、《资产负债表》、《产品购销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证实:上述材料系王某1伪造。网页截图证实:后2笔贷款涉及的增值税发票经网上验旧,验旧结果为正常填开。

  本案中,王某1为取得贷款而提供的书面材料虽系伪造,但却具有形式上的真实性,而上诉人邹德力提交的贷后管理谈话记录、照片、《关于我行员工涉嫌违法发放贷款一案的情况说明》等证据证实上诉人邹德力对上述材料进行了审查,并根据辽宁工行[2012]97号文件要求,对贷款所涉及的增值税发票进行网上查验。此外,原审判决认定涉案部分发票存在“84位密码区密码相同”的问题,但无证据证实,该密码区密码是核实发票线位密码是上诉人邹德力的法定职责。

  经查,抗诉机关在原审提交了证人王某1的证言、辽宁东华司法鉴定所[2014]会鉴字第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证明借款人恒大公司2012年度亏损,用以证实上诉人邹德力对借款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未尽严格审查义务。

  而上诉人邹德力提供贷后管理谈线份、贷后管理检查情况表2份、照片等拟证明其对恒大公司生产、纳税、用电等生产经营情况进行了调查。经审查,该组证据均加盖了丹东工行的公章和丹东工行综合档案室的印章,抗诉机关虽在庭审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持异议,但未启动调查程序予以核实。

  综上,抗诉机关既未提交上诉人邹德力主观方面具有犯罪故意的证据,本案其他客观证据上也无法推知上诉人邹德力存在相应的犯罪故意。综合全案证据,抗诉机关指控及原审认定上诉人邹德力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证据不足。抗诉机关据此提出上诉人邹德力拒不认罪的抗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的违法发放贷款罪,是指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上述“国家规定”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目前,我国涉及商业银行贷款的法律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1、关于上诉人邹德力是否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即“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

  本案中,上诉人邹德力提交了中国工商银行丹东分行文件(工银辽丹发[2016]47号)《关于我行员工涉嫌违法发放贷款一案的情况说明》(以下简称《情况说明》),已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抗诉机关对其真实性亦不持异议,可以作为本案证据采信。该《情况说明》载明:上诉人邹德力对质押物、票据、财务资料及其他项目的审核符合银行规定,在发放贷款中严格履行了相关职责,截至2016年6月20日,该行对同类贷款的审核流程、标准、工作要求均是如此。根据银行规定,借款人恒大公司属于提供未经审计财务报表的小型企业,对此类企业财务报表的真实性,无须专业审计,而是由银行工作人员进行书面审查,并进行实地调查。经查,王某1提供的恒大公司《资产负债表》等财务资料形式合法、种类齐备,符合贷款银行的要求;上诉人邹德力提交的《贷后管理谈话记录》、《贷后管理检查情况表》及照片等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邹德力与恒大公司法人王某1、股东王某3进行了谈话,对恒大公司的税、费情况进行了记录,对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进行了调查,并将相关情况记录在卷。上诉人邹德力的上述行为符合法律和银行内部规定,不具有违法性。

  2、关于上诉人邹德力是否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即“商业银行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商业银行应当对保证人的偿还能力,抵押物、质物的权属和价值以及实现抵押权、质权的可行性进行严格审查”。

  本案中,借款人恒大公司提供了《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等证据用以证实该公司账面上存有该批钢管。上诉人邹德力作为第一调查人,应汇同丹东工行的第二调查人(即证人郝某)、监管公司工作人员(即证人管某)对质物进行现场勘察,对涉案质物是否账、实相符进行审查。涉案质物是钢管,其重量直接影响其价值,但其重量无法通过直观方式获知,必须经过检斤称重。而丹东工行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银行因不具有核实数量和监管的条件,特将此项业务委托给专业的监管公司。而监管公司的工作人员证实,监管公司同样不具有检斤条件。由于发放贷款的专业机构和监管质物的监管公司均不具有检斤条件,确实使涉案钢管存在账、实不符的风险,但该风险是由于相关工作制度、机制不完善所导致,不应归咎于上诉人邹德力个人。换言之,在银行等机构不能提供检斤条件的情况下,上诉人邹德力在现有工作制度、机制的框架下,对涉案质物进行核实,不具有违法性。

  3、关于上诉人邹德力是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违法行为,即“商业银行的工作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各项业务管理的规定,不得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收受贿赂或者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不得违反规定徇私向亲属、朋友发放贷款或者提供担保等”。

  本案中,没有证据证实上诉人邹德力存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收受贿赂或违反规定徇私向亲属、朋友发放贷款或者提供担保等行为。

  本院认为,上诉人邹德力作为银行工作人员,在向恒大公司发放贷款的过程中,虽然存在一定瑕疵,但该瑕疵是由于银行工作流程、制度设计存在缺陷所导致,故邹德力行为本身不具有刑事违法性;而邹德力主观上亦没有违法发放贷款的故意,故邹德力的行为不符合违法发放贷款罪的构成要件。原判认定上诉人邹德力的行为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凤城市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和丹东市人民检察院的支持抗诉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上诉人邹德力及其辩护人提出上诉人已尽严格审查义务,不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综上,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项、第二百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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